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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始终贯穿于其革命的一生,无论革命脚步踏至何方,调查研究亦步亦随。新中国成立后,为了深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,他持续不断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。其一生中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调查研究著作,这些作品已成为毛泽东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1927年春,毛泽东在短短32天内深入湖南湘潭、湘乡、衡山、醴陵、长沙五县进行实地考察,并以此为基础撰写了著名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这份报告在专业领域内堪称典范,其卓越之处在于完美地融合了立场、观点与材料。个人撰写的调查报告往往难以达到这种“三结合”的境界。有的报告虽然立场坚定,但观点可能模糊不清,或材料不充分;而另一些报告可能材料丰富,却缺乏明确的目的和观点。与调查的时长相比,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篇幅不长,却是对材料的高度提炼,观点清晰,立场鲜明。将此报告与毛泽东的另一篇杰作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》相结合阅读,更能看出两者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高度一致性。
在井冈山与瑞金那段革命形势极为严峻的岁月里,毛主席依旧创作了诸多令人传颂的杰作,诸如广为人知的《寻乌调查》、《才溪乡调查》和《长冈乡调查》,这些均诞生于那个时期。此外,还有若干遗失的调查报告,例如《永新调查》,这份报告始终萦绕在毛主席的心头。尽管他费尽心力进行的调查在革命动荡中失落,但他对这份报告的遗失仍感痛心疾首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多次感叹,尽管其他物品的丢失他能接受,但这份调查报告的失落却让他倍感惋惜。所有经历过调查工作的人都能够体会毛主席的这份心情,就如同我们自己的调查报告在电脑中被意外格式化,那份遗憾无以言表。特别是对于永新,它对毛主席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在那里,他建立了首个地方党支部,并邂逅了爱人贺子珍。因此,他对永新的调查不仅是对社会的一般了解,更融入了深厚的情感,这份情感使得人们不禁为之感慨。
在研读毛主席的著作时,我逐渐领悟到一条贯穿其中的“井冈山路线”。这条路线不仅包含了我们耳熟能详的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策略,以及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和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的论断,还包括了《反对本本主义》这篇重要的文献。在这篇光彩夺目的作品中,提出了一句著名的论断——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!这是一个看似朴素却充满力量的观点,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,为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注入了“接地气”的精髓,并成为党的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准则。乃至在制定任何决策时,我们首要的任务都是进行深入的调查和试点,确保其可行性后再予以推广,最终形成正式的政策。
在调查研究中,能够迅速凝聚共识,形成决策,并做出科学的判断。同时,领导人在调查过程中,将领导意志与基层干部群众进行交流,培养了民主作风。凭借调查研究这一有力工具,党得以形成科学决策,并在决策失误时能够及时纠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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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为客家人,我的故乡坐落于福建省的武平县。毛主席曾进行的两次调查研究,寻乌与才溪乡,均与我家乡相去不远。寻乌与武平毗邻,而才溪乡所在的县份上杭,同样与武平接壤,两地与我家的距离大约在二三十公里之间,两地风土人情亦颇为相似。每当我翻阅《寻乌调查》与《才溪乡调查》,总不禁心生亲切之感。毛主席所进行的调查研究,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事实上,调查研究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技巧,亦无需繁复的技术手段。简言之,调查研究便是与干部和群众深入交流,融入地方生活,洞察被调查者的所思所想。在这一过程中,去芜存菁,去伪存真,将搜集到的材料整理成文。结合革命工作的实际需求,在观点与材料、理论与实践之间不断互动,最终形成的调查报告,既贴近实际,又充满理论深度。
《寻乌调查》与《才溪乡调查》都深入探讨了客家妇女的角色。《寻乌调查》中提及,在革命战争年代,客家妇女展现出了极高的积极性,她们不仅在前线为红军运送物资,还在后方积极参与生产劳动。在乡村生活中,客家妇女的地位举足轻重,她们在田间劳作的辛勤程度不亚于男性。然而,她们在完成劳作后,还需承担家务,而部分客家男子可能在家中悠闲度日。革命运动中,如何平衡妇女解放与革命目标,成为一大挑战。作为先锋队组织,中国共产党倡导男女平等,并在苏区实施婚姻自由政策。这一政策深受妇女同志的欢迎,特别是客家妇女,她们通过婚姻自由摆脱了封建束缚,尤其是丈夫的制约,这也正是她们对革命事业高度投入的原因。
中国社会以家庭为核心,女性追求个人价值往往与维护家庭完整相交织。作为工人阶级领导、以工农联盟为基石的中国共产党,关键在于凝聚贫苦农民阶层投身革命。因此,红军在扩大队伍时,主要依靠的是贫苦农民及其青年男性。然而,他们对婚姻自由的看法与女性存在差异,如何调和这一矛盾成为一大难题。若全面推行婚姻自由,包括结婚和离婚的自由,可能导致大量贫苦农民青年失去妻子,甚至可能引发革命内部的动荡。毛泽东在《寻乌调查》中深入分析了不同阶层、性别和职业群体对婚姻自由的看法,认识到一项看似普通的婚姻政策可能对革命事业产生的深远影响。
在才溪乡开展调研期间,他特别关注妇女议题。才溪乡作为苏区的典范,多数年轻男性已投身红军,奔赴战场。面对这种局面,苏区是否仍需建设?实际上,毛主席当时思考的是,苏区的发展与革命事业能否并行不悖。党内有人认为,革命才是首要任务,建设则难以兼顾。然而,毛主席认为这种观点不妥,主张革命与苏区建设需同时推进。若苏区建设滞后,革命亦难成功。至于如何建设,关键在于组织好剩余的劳动力——“三留守”(留守妇女、老人与儿童),这是苏维埃政权亟待解决的问题。而党的组织优势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。才溪乡之所以成为模范乡,得益于当地党组织成功组织群众,让他们自主解决问题。才溪乡不仅为红军输送了众多战士,还使苏区的建设与生产充满活力。
在毛主席深入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之际,专访对象与座谈会代表中,妇女的身影尤为突出。在亲自走访贫困家庭、了解民情的过程中,毛主席亦不辞辛劳,逐一探访每一户人家,这充分展现了他深入基层、贴近群众的务实作风。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,并非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,诸如阶级理论、婚姻自由等观点,而是紧密结合地方实际情况,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,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革命斗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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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主席堪称接地气调查研究的践行者,他倡导甘愿成为群众的小学生。这不仅是一种心态,更是一种工作方法。在与群众同在的时光里,毛主席的身体语言生动丰富,从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他那份自得其乐、自由奔放,与群众融为一体的情感。在他的调查报告中,洋溢着许多活泼的语言,显而易见,他在座谈会上的氛围总是十分融洽。唯有营造出轻松愉悦的氛围,运用活泼、民间、百姓的语言,才能让调查者的世界不自觉地融入这些元素。《寻乌调查》中融入了大量客家话,非客家人或许难以体会那种独特的语境,然而每当我阅读,都会不禁会心一笑。
深入调查研究的关键,在于深入地方经验的精髓,本土化地洞察各类社会现象。以妇女问题为例,这并非毛主席预先设定的问题,而是地方社会现实直接呈现的经验,不对其进行深入理解,便难以应对。在客家地区开展革命工作,必然会遭遇妇女问题。因为,客家妇女与毛主席曾调查过的其他地区的妇女,确实存在显著差异。而且,客家地区的妇女对革命进程的影响尤为显著。以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为例,妇女问题在文中并未凸显,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妇女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可能并非核心。然而,在《寻乌调查》中,妇女问题却变得极为关键。这一现象既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,也是地方文化差异所致。
如何深入地方文化的精髓?关键在于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,融入民众的日常语言和思维模式,融入他们的言谈体系。以《寻乌调查》为例,毛泽东运用了一句当地广为流传的谚语——“禾头脚下无米粮”,形象地描绘了即便拥有丰饶田地,百姓仍面临饥饿的困境。这句谚语生动地反映了该地的剥削现状。有了这样的谚语,当地民众普遍认同剥削严重的问题,此时便需借助数据和实例进行证实。毛泽东擅长深入民众的生活,理解他们的处境,许多抽象的理论,如阶级、剥削等,因而变得鲜活而具体。
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方法,鲜明地体现在“敢于提出假设、谨慎进行验证”的原则上。《寻乌调查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。他指出,在自己过往的生活经历和调查中,未曾遇到过卖儿鬻女的情况。在寻乌的调查过程中,他产生了疑问,询问当地的干部和民众是否有过此类现象。当地民众回应称确实存在。究其原因,是当地有抱养的风俗。其中,有些抱养并无买卖关系,而有些则存在。换句话说,买卖关系被伦理关系所掩盖。在任何社会,即便是想象中的极端不平等传统社会,“卖儿鬻女”都是乱世之象,是极其残酷的人伦悲剧。因此,抱养等伦理行为,实际上是对这种残酷关系的一种文化缓冲。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一极端现象或许存在,但尚不确定,因此他进行了细致的询问,最终核实了事实。至于我个人,我的祖辈也曾经历过类似极端现象。我的曾祖父有三兄弟,均为小手工业者,家中经营铸锅厂、造纸厂和杂货店,家境尚可。上世纪二十年代,他们三兄弟共同抱养了一个弟弟,这位弟弟来自同宗但属于另一家族,为他们娶妻分家,从而使得家族人丁兴旺,新增了一房。
民间对于抱养行为的正式表述称作“过继”,然而在我幼年时,人们依旧习惯称之为“买儿子”。对于同一事实,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,这取决于我们站在何种立场去审视。从曾祖父的视角来看,这无疑属于过继,它摒弃了阶级和剥削的痕迹,掩盖了双方之间不平等的阶级关系。然而,对于那个被收养的孩子及其亲生父母而言,这实则是一种无奈的“卖子”之举。那些被过继的孩子往往出身贫寒,而收养他们的家庭则通常是富裕之家。毛主席是一位细心的领导者,他深入询问了当地的抱养习俗,探究其背后的实质,并听取了群众的解释。最终,他确认了这一现象在地方社会确实存在。
我们普遍的认知中,毛主席被视为一位领袖,雄才大略,投身于伟大的事业。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,还是在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,他的思考始终聚焦于国家的大事。然而,若我们深入研读他的调查报告,便会发现他实则是一位极其细心且细腻的人。以我为例,若非客家人,我恐怕难以真正体会到他报告中的每一个细节。客观而言,若要仿效毛主席撰写一份新的《寻乌调查》,并达到他那样的严谨程度,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。毛主席真正深入到了客家文化的核心,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。阅读毛主席的著作时,有时会心生错觉,仿佛他便是村中智慧的当家人,语言生动活泼,对地方社会的各个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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